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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

   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:“多印几本近代、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,又有什么不好呢?”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。其实并不稀奇,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、不印比多印好,不读书比读书好。林彪和“四人帮”掌权的时候,他们就这样说、这样办,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,一切都不准印,不准看。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,学习秦始皇,学习希特勒。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“破四旧”,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“封、资、修”的旧东西,都在“大破”之列。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,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,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。

    于是报纸发表社论,大讲“上街大破”的“革命”道理,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,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,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《新天方夜谭》拿走,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。我不能说一个“不”字。在那七、八、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,除了江青,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,就大放厥词,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。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,就是因为住房缩小,无处放书,只好秤斤卖出,还有人被迫改行,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“封、资、修”的旧货,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。

    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,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,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,但数量也很有限,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。

    经过“四人帮”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“清洗”之后,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(汉译本)实在少得可怜。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。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?有人不同意,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,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“封、资、修”?这就是“四人帮”的看法。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,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、一笔抹杀,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。“没有错,老子天下第一!”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,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。

   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

    他们搞愚民政策,首先就使自己出丑。江青连《醉打山门》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,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“颇有研究”!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,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。只有在“四人帮”下台之后,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。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,而是落后一二十年。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、承认落后、咬紧牙关、往前赶上好呢,还是把门关紧、闭上眼睛当“天下第一”好?这是很容易回答的。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,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。

    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,也得先学习,学懂了才能够批判。像“四人帮”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,就用“封、资、修”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,一棍子打死,固然痛快,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?还要不要学,要不要赶呢?有些人总不放心,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,害怕羊肉未吃到,先惹一身羊骚。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,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,最好不出或者少出,即使勉强出了,也不妨删去一些“不大健康的”或者“黄色的”地方。不然就限制发行,再不然就加上一篇“正确的”前言,“四人帮”就是这样做了的。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?

      “四人帮”终于垮台了。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,历史会清算这笔账!他们还禁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。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,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。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。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,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,描述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里,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,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,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,看到她在读小说《家》,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,终于说服了她把《家》当场烧掉,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。我读了这篇文章,不免有些紧张,当晚就做了一个梦:希特勒复活了,对着我大声咆哮,说是要焚书坑儒。今天回想起来,实在可笑。

    我也太胆小了,以“四人帮”那样的权势、威力、阴谋、诡计,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,烧不尽它,也禁不绝它。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。他们要读书,他们要多读书。让“四人帮”的那些看法、想法、做法见鬼去吧。我还是那一句话:“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?”

      一月二日,巴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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