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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《花城》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讲我们一起在“牛棚”里的一些事。文章的标题是《炼狱中的圣火》,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“牛棚”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。不同的是,我还在背诵“你们进来的人,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”②,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,他已经走向炼狱了。“牛棚”里的日子,这种荒唐而又残酷、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。读了西彦的文章,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。正如西彦所说,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,“就被当做专政对象,关进了‘牛棚’。”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“牛棚”的,用当时的习惯语,就是头一批给“抛出来的”。他自己常说,他在家里一觉醒来,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,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,头衔是“反党、反革命分子”。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“牛”。这个“牛”字是从当时(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)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社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来的。“牛鬼蛇神”译成外文就用“妖怪”(Monster)这个字眼。我被称做“妖怪”,起初我也想不通,甚至痛苦,我明明是人,又从未搞过“反党”、“反革命”的活动。但是看到“兴无灭资”的大字报,人们说我是“精神贵族”,是“反动权威”;人们批判我“要求创作自由”;人们主张: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”,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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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我是真心“认罪服罪”的,我和西彦不同,他一直想不通,也一直在顶。他的罪名本来不大,因为“顶”,他多吃了好些苦头,倘使“四人帮”迟垮两三个月,他很有可能给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。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“牛棚”里,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,我们不便争吵,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。当时我认为我有理,过两年我才明白,现在我更清楚:他并不错。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,他并不那么相信。举一个例子,我们在“牛棚”里劳动、学习、写交代,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,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,监督组也不准。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,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,很难办到。而且不应照办。我说既然认真进行“改造”,就不怕吃苦,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。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:通过苦行赎罪。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,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。读他的近作,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,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、更可笑。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,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。我不赞成记账,也不赞成报复。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。

     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。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,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,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,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!可惜我们没有但丁,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《神曲》。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:“应该写!应该多写!”

      当然是写真话。

      十月四日 巴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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