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梦

　　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。

　　今年四月访问日本，我曾要求去广岛。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，我当然满意。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，我都到过了，在其中生活过了。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，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。对我这是必要的，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、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，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……我必须消除它们。不需要空话，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：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
　　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，他非常谨慎，到了广岛和长崎，他特别担心，惟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。我尊重他的意见，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。对他我有好感，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，他关心过我；在“四人帮”下台半年后，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，他出来替我讲话，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。后来我的文章《第二次的解放》发表，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，要见我，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。因为我是“一般人”，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，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，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。我告辞出来，他似乎感到抱歉，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。他的友情使我感动，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。

 　　我记得四岁起我就做怪梦，从梦中哭醒。以后我每夜都做梦，有好梦，有噩梦，半夜醒来有时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再睡一觉，就什么都忘记了。

　　人说做梦伤神，又说做梦精神得不到休息，等于不睡。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，头脑还相当清楚，精神似乎并未受到损伤。据我估计，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梦。对我来说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。我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。但是这事实并不妨碍我写作。

　　人们还常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这句话有时灵，有时又不灵。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，只寻到残本，到处借阅，也无办法。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翻开一看，就醒了。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。但还有一件事我至今并未忘记：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和靳以从广州回上海，待了大约两个星期，住在辣斐德路（复兴中路吧？）一家旅馆里，一天深夜我正在修改《爱情三部曲》，准备交给上海开明书店重排。早已入睡的靳以忽然从里屋出来，到阳台上去立了片刻又回来，走过桌子前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梦见你死了。”他就回里屋睡了。第二天我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无法同他研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。

　　我说做梦不损伤精神，其实也不尽然。有一个时期我也曾为怪梦所苦，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，就是一九六八、六九、七○年吧。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我受够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。虽说我当时信神拜神，还妄想通过苦行赎罪，但毕竟精神受到压抑，心情不能舒畅。我白天整日低头沉默，夜里常在梦中怪叫。“造反派”总是说我“心中有鬼”。的确我在梦中常常跟鬼怪战斗。那些鬼怪三头六臂，十分可怕，张牙舞爪向我奔来。我一面挥舞双手，一面大声叫喊。有一次在家里，我一个人睡在小房间内，没有人叫醒我，我打碎了床头台灯的灯泡。又有一次在干校，我梦见和恶魔打架，带着叫声摔下床来，撞在板凳上，擦破了皮，第二天早晨还有些痛。当然不会有人同情我。不过我觉得还算自己运气好。一九七○年我初到干校的时候，军代表、工宣队员和造反派头头指定我睡上铺，却让年轻力壮的“革命群众”睡在下面。我当时六十六岁，上上下下实在吃力，但是我没有发言权。过了四五天，另一位老工宣队员来到干校，他建议让我搬到下铺，我才搬了下来。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，那么我这一回可能摔成残废。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，我在北京开会，住在京西宾馆，半夜里又梦见同鬼怪相斗，摔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，声音不大，同房的人不曾给惊醒，我爬起来回到床上又睡着了。

　　好些时候我没有做怪梦，但我还不能说以后永远不做怪梦。我在梦中斗鬼，其实我不是钟馗，连战士也不是。我挥动胳膊，只是保护自己，大声叫嚷，无非想吓退鬼怪。我深挖自己的灵魂，很想找到一点珍宝，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。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过去呢？我在最痛苦的日子，的确像一位朋友责备我的那样，“以忍受为药物，来纯净自己的灵魂”。

　　但是对我，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。

　　十月二十二日 巴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