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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远行的人们

      在健陀罗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笑的足迹,我如此激动,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:这是我们历险考察的长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。

      我以前曾经说过,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,一是商人,二是军人,三是僧人,四是诗人。

      商人谋利,军人从命,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文化成果,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。

     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。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,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,因为中国历代皇帝多数不喜欢万里远征。

     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?诗人,首先提叨仔些边塞诗人,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,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,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,即使有这种愿望,也没有足够的意志、毅力和体能。诗人往往多愁善感,遇到生命绝境,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。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,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,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,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。文人通病,古今皆然。僧人就不一样了。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人的能量,他们中的优秀分子,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绝境,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,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脚步。

      于是,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,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。

      我们这一路走来,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.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,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,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千年之前明确无误的脚印。

      千年之前,当其他古文明的马蹄刀剑挥酒千里万里的时候,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。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,抱着精神文化的目的,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娜矽卜的智慧。我们与他们在键陀罗逆向遭遇,但接下来,却不再逆向,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,即他f门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。

     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,法显和玄奖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,实际上是插入了异国他乡的历史,那么,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?

     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,离释迎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,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,已经进人大乘佛教时代的中段。大乘佛教经二百多年前的马鸣和一百多年前的龙树的整理阐扬,在理论上已蔚为大观,在社会上则盛极一时。法显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远处,当时叫弗楼沙的所在(今天的白沙瓦)曾见到过壮丽的“迪腻色迩大塔”,叹为观止,而当时这样的大塔比比皆是。这也就是说,他来对了时候。

      玄奖比法显晚到了二百多年,已是大乘佛教时代的后期。但他比法显幸运的是,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戒日王。戒日王正在以极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处衰势的大乘佛教,对玄奖也优礼有加。那么,玄奖来的也正是时候。在戒日王之后,佛教衰微,以后就进入了密教时代。

      他们在历史的辉煌期到达,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关注辉煌的来源和去处。因此他们实际取到的东西,要比带回米的典籍多得多。

      稚嘛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不能不追溯佛教产生前的背景文化,例如吠陀文献,以及其中的《奥义书》,还有史诗《罗摩衍那》和《摩诃婆罗多》等等。这一来,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种古文明源头,既独立又深厚,品顺不尽。我本人曾钻研过一阵徐梵澄先生译的(五十奥义书》,又为了探索古代东方艺术史而苦读过婆罗多牟尼的《舞论》,已经深感这种文明的宏大和艰涩。面对一个古老文明,就像面对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。光从书本里读读对大海的描绘是远远不够的,至少也应站到岸边闻一闻海腥味。法显、玄奖明白这一点,所以甘于历尽艰苦而来,成了东亚文明与中亚文明之间深层沟通的首批使者。一切深层沟通都不能仅靠文字资料,而必须以脚步、目光乃至整个血肉之身区作为船筏。

      人生太短促,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,更何况是多种文明。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,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,信’了一些.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,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。因此,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,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。法显、玄奖在前,是一种永远的烛照。

      我们,别看车轮滚滚,其实也就是在追摹他们罢了。

     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,伊斯兰堡,夜宿M日叮沁tt旅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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