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见利不能思义!见危不能受命!一直是因为这种聪明人太多,所以抗战中有许多大事办不起来,办起来也不彻底!”我听见有人这样大发感慨。
其实一直也是因为这种指摘,别无其他特长的牢騷朋友们太多,事情才无从办起。第二期抗战中的工作固然繁难,在后方的人们还不需要做到“慷慨赴义”,“见危效命”的勇敢。眼前有的平易的救国工作,譬如尽量增加个人工作的效率,减低自己的生活标准,果若大家做到,便等于在战场上突增了数百万军士的兵力。抗战的英雄勇士,确实值得我们讴歌赞扬,但广大的平凡的后方工作人员也决不应该忘却。
我常想,编剧的朋友们无妨再辟一条新路,把迫切的后方各种实际问题做题材写出同样热烈的好文章,来推动后方的工作。这才是切实地尽了我们的责任。
(原载《国民公报。星期增刊》1939年1月15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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