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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天然生出的花枝

      陈若曦是我认识的一位台湾的著名女作家。她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。祖父三代都是木工,母亲这一边世世是农民。说是劳动人民的女儿,是名符其实的。我不是为她写传记,说明她是“红五类”、“出身好”。现在祖国上下正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,那些张口闭口是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段”“打倒一切”“炮轰、火烧”的显赫人物早已销声匿迹,有的且高呼“推进四化是终生理想”了。

      我这样提起陈若喷,因为她也曾经受过祖国那一段灾难的日子,在这方面她和我的情感是相通的;同时,也因为我偶然读了一些记载,说到她出身贫困,仅由于艰苦奋斗,成为台大英文系的高材生,又得到美国约翰。霍布金大学的硕士学位。这使我对她更多了一层亲切与钦佩。她研究美国三位文学大师:福克纳、斯但贝克与海明威;深探他们的全部著作。其实,尽管她自称“无聊才读书”,她却是非常用功,在浩莽的欧美经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烟海中潜心游览过,她还是国外的华裔作家的知心人,有许多熟稔的文学挚友,而且是他们著作的热心钻研的读者。

      如今陈若曦写了不少的好小说。地方、风情、人物,只要她见过,用心观察过的,在她笔下便是一幅朴实、真切、生动的图画。她的语言简练,主张“言之有物”,在简练中赋有深厚的情感。在她的散文中流泻出一片嬉笑甚至嘲弄,但也不时露出字里行间的无声的悲痛。看得出来,陈若曦是个豁达的人,乐观、聪慧的人。文字在她笔下仿佛是一群奔马,驰骋在人生的草原上,不可自止。这似乎又与她小说中那朴厚、沉着的风格大不相同。我想到,人是多么复杂,多么丰富,有什么能束缚住一颗有才能、有生活感触的秀美的心灵呢!

      很早,我就听到陈若曦的名字。

      1980 年,应周文中先生主持的美中文化

    流组织之约,我与英若诚同志赴美国访问。由纽约出发,经过许多大城市,见到了许多台湾作家,与他们

    谈甚欢,但又总因时间仓促,不得畅叙。然而终于见到了他们,这些我海外的同行,在我是寸。分值得纪念的事情。

      最使我高兴的,是在旧金山见到陈若曦。她是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。她遵嘱来接我,当时她的汽车恰恰撞坏了,真不知她是如何来到飞机场的。我看见一位圆圆脸,衣着朴素,一双眼睛透着热情与明慧的中年妇女,和我中学时的老同学、好朋友林登,站在那里迎接我。林登已经两鬓斑白了,身材仍像当年那样比我高出一头,戴着一副黄色的眼镜,简直是一个气字不凡的绅士。而陈若曦梳着北京人所说的娃娃头,额发整整齐齐,看上去像是个中学的学生。

      一见面她话不多,只管提着我们的行李。我真是担心,因为她不像有力气的人,却提着我那装满各地赠送的书籍的沉重的箱子上了车。林登算得上是富有的人,他与Eva,他的夫人请我们,还有陈若啥在半岛的海湾边一座高入云霄的华人
    大饭店吃饭。我确实有些吓住了,这顿晚宴实在太讲究,席间还有许多的新朋友。碧澄澄的夜晚,天海一色。世界像是浮动在一望无边的穹苍中;灯火如星斗般在海水中闪烁着,不断有飞机蓝闪闪的灯光从眼前掠过去,我感到自己已成了天上的宾客。我发现陈若曦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人,她引我说出了许多往事,甚至许多过去在台上演戏出丑的事,我也讲得十分得意。

      后来,我的日程大都是陈若曦在安排。我每到一个地方讲话,都是她开车送我。等我出来时,她已在等候,然后又开车送我到另一个地方。她车开得很熟练,用北京话说叫作“开得溜”,但她的车我不敢恭维。那是一个小小的黑色的甲虫车。在热闹的街道,在一片崭新的车队中,她真是落落大方地如同开着一辆豪华的“卡的拉克”。我并不是想坐Cadillac,可我总怕在美国那车飞如箭的大道上,这只可爱的“甲壳虫”会突然不听主人的驾驭,向左或向右闯去,或是停住不动了,那该怎么办呢?事实证明这实在是把人之忧。我总是安安稳稳地从这里到那里,由陈若曦陪伴着会见了许多朋友。

      特别是有一次,在一个华文书店,她介绍我认识了许芥星先生。与这位头发斑白,蓄着山羊

    子,和蔼,学识十分丰富的老先生

    谈,我十分快乐。听说他能写一手好字,做很抒情的文章,而且旧诗词也作得好。当他为我的讲话作翻译时,听着他娓娓动听的语音,选字用词的

    彩生动,我由不得地赞美他。其实赞美是很俗气的,而且显得虚假,但我这个人有话就存不住,而说得不妥当之后又十分难受。还是许芥星先生一两句谦逊、平和的话,使我安下心来。

      有一天下午,陈若曦告诉我说约好几位台湾作家在她家夜谈。我去了。

      她的家亦或是她的书房不算大,摆设简单,跟她的人一样,一眼就看见她的心,朴朴实实,毫不装饰,却令人十分喜爱。书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,丰富极了。客人们自
    由 地在沙发上、椅子上、地上坐着;那顿饭吃得痛快,谈得也痛快。白先勇、水晶、李欧梵,还有许多朋友,我们一起谈到深夜。英若诚至少喝了一瓶威司忌。别人也不含糊。那一晚是我在美国最愉快舒适的时光,就像在家里一样。告别时我真替陈若曦为难,那一大堆杯盏,谁帮她洗呢?她的两个宝贝儿子都在大学里,她的丈夫段教授,远在几千里外的Miami.想到陈若喷要看稿子,写文章,又要洗盘子,不由感到作一个女作家的不容易。

      陈若曦又是一个十分好客的女主人,多少从国内到Berkeley 来的人,都到她家中作过客。萧乾,毕朔望,以及在她家打过尖、住过的朋友,都说在她的家中最能体会到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情怀。

      一九六六年,陈若喷与她的丈夫段教授因思念祖国,回到乡土。恰值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。他们时而北京,时而南京,时而西北,跑了许多城市。她目睹了那时横行于中国土地上的“法西斯”。多少知识分子、贤人义士、革命前辈,以至无辜百姓,或遭残害,或株连家小;他们夫妇怀着一腔热望,回来报效祖国,而碰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!他们的痛苦与失望是可想而知的。

      后来他们回到加拿大;又定居在旧金山的柏克莱。

      今年六川司的一天,和我相识多年的吕正操同志突然来到我家里。一推门就大声叫道:“曹禹,你知道陈若喷又来了么?她现在正在福建探亲,你打个电报,快请她到北京来。”我并不知陈若曦已在福建,但听说她来了,很是高兴。吕正操畅谈陈若曦最近写的一本妙书《无聊才读书》,他说:“写得好极了,尤其是她描写你,真是活灵活现,就是你这个人,一点不错。”

      他哈哈大笑起来。走的时候他把《无聊才读书》留给了我,并且告诉我:“陈若曦到北京来了,我要请她。”

      巧得很,吕正操同志刚走,电话铃响,是陈若曦的声音,她从北京饭店打来的,说要见我,不是我去就是她来。我告诉了她吕正操要请她吃饭,不知她是否晓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。她说:“请他到我这里吃饭,一块儿聊聊,不好么?他的电话号是什么?”我告诉了她。

      不久,陈若曦又来了电话:“和他定了,他约我们,你,你的夫人,与英若诚明天在钓鱼台午餐。”

      翌日,我们到了钓鱼台,老实话说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高贵的国宾馆吃过饭。果然,进门便风光非凡,不尽的山石、游廊、涓涓清溪,鱼在水中荡漾,小桥流水,琼花碧草,真是人间天堂。一座

    致的小楼藏在密密的林荫中。

      我们被引到一所宽阔的大厅里。正在谈天的时候,钓鱼台的经理请我们参观这个地方。

      乘一辆小巧玲珑、如同轿子似的车子,我们大转了一番。这里有着大多大多的古董,珍品,中国传统艺术、工艺的

    粹,令人目不暇接。在元首下榻的小客厅里,绣缎沙发的靠背和扶手上,都铺了一块块白色的纱罩,直来直去的陈若曦忽然说:“这样美丽讲究的沙发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,我们接待元首,难道还怕客人弄脏了我们的沙发么?”这个意见自有她的道理。后来我想,她大约不了解,这些细纱的白色织物,在中国人的眼里已成了一种装饰品了。但我喜欢陈若曦想到就说出来,说心里话的品质。

      我请陈若曦到我家吃饺子。还请了老朋友吴祖光和《文艺报》的吴泰昌。

      他们都是说笑话的能手,所以回想起那一顿饭,真是笑声不绝。陈若唆吃的有滋有味,对我家的各种素菜也很欣赏。我不由想到在美国,在柏克莱她家的那一晚,想起我的那些朋友们。后来,陈若曦告诉了我,许芥星老先生已经逝去了。我听了很难过,他是因为暴雨冲倒了房屋,而埋在了泥沙里。哲入不寿,可爱的人也不会常存。

      在陈若曦走后,我读了她的小说《尹县长》。为什么如此晚才读到这篇小说呢。一则因为《尹县长》在海外早已轰动,所以我知道这是一本写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残害与被残害的人和事,这样的事,这样的人我听过,也见过太多了,我已无心再找来这本书,去

    这一场恶梦。再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祖国真是日新月异地在变,各种新鲜的事和人挤满了我的脑子,又顾不上读《尹县长》这篇小说了。

      我翻开这本书,不长,也就是个短篇吧。我读了两遍,并且让我的女儿也读,因为在看了这篇小说之后,我很想和人谈谈它。果然,我们的感受那么相同。这篇小说写得真实、深沉,读后叫人悲从中来,又叫人思索。寥寥几笔,便画出西北的一九六六年,那悲哀、沉闷的小城景色。尹县长是一个国民

    军官,由于地下

    所作的工作,他起义了,使陕南三个县不费一�一弹地插上了红旗。他是个行伍中人,解放以后让他当了一个县长,但大约只是个不大管事的县长,似乎只是挂名,为体现

    的政策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,他被说成是潜藏的阶级敌人,他不能理解,最后,造反派为了树立威风,扩大影响,为了“革命需要”就把他�毙了。临死前他只知喊着两句话:“毛主席万岁!共|产|

    万岁!”小说是从“我”的视角写的,一个外乡人,一个与尹县长毫无关系,而只见过那么几面的人;然而,恰恰是他对尹县长那无声的、难言的同情与悲痛,才更加真切,深刻。我自然是经受了这场“革命”,我的女儿也是当年的“狗崽子”,我至今记得她每天从学校回家的那副神情。

      我诅咒这场“革命”带来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残酷的人性。那种世道不能再来了。

      陈若曦的作品使我悟得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。她的著作似乎是中国土地上植根、又灌溉了西洋文学的养料的一棵棵茁壮的绿树。毕竟是中国作家笔下的风土人情,她写得深切、细致,遣字用词严谨,但又运用了许多闻得出中国土香的生动的文字。她不摆作家架子,是天然生出的花枝,被风吹动着,不求绚丽夺目,却自然地引人入胜;引人感叹、惆怅与思索。她确是代表台湾文学,应该说中国文学的优秀的作家。

      《收获》登载了《尹县长》,要我写篇东西,谈谈作者和作品。我可以自称是陈若曦作品的热爱者,我始终认为《尹县长》是她无数作品中成熟、完美的一篇。

      现在“伤痕文学”已经写得不多了。我读过不少这类的小说和戏剧。有的写得很出色,很感人。《尹县长》似是“伤痕文学”中最早的一篇。其中有悲痛,有愤慨,有嘲讽,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作者那一腔忧国忧民的热忱。

      有不少“伤痕文学”我读后不久便忘记了。但是《尹县长》我想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     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又记:她的散文集《无聊才读书》,我一气读完了。这是一本有性情的好文章。有的使我流眼泪,有的使我不禁笑出声来。其中的两篇特别吸引我。

      《我的儿子的妈妈》这一篇充满了自我嘲弄的诙谐;《许芥昱的麻婆豆腐》,乍一读,她似用笔欢欢喜喜地描出来一幅许老先生的图画,然而末尾几句,当陈若曦惊慌地跑去,在被暴雨冲塌半边的楼房中,寻找埋在石堆中的许老先生夫妇,那深沉的哀伤与友情使我难过异常。我像是和她一同去到那里,要再望望这样可爱、可敬的老人。

      陈若曦来信,说她不久又来北京。到时候我要请她送我这本集子。因为,真是怪事,我正拿着《无聊才读书》,到书房中站了站,找另一本书,一转眼,像是什么神秘的力把这本散文集突然摄去了。这种事我以前也常常发生,正在读着的书不见了,过了两天,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。但这次全家为我上上下下寻觅了三天,终于不翼而飞,大约是什么神仙拿去读,再也不还了。

      (原载《收获》1985年第5期)整理:zhezuo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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