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庸一生:误打误撞写小说自立门户办报纸
新浪娱乐讯 金庸,原名查良镛,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。1948年移居香港,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,是香港《明报》创办人。创作有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及《越女剑》等15部武侠小说。金庸的一生经历了报纸编辑、武侠小说作者、电影编剧和报刊创始人的转变,还一度成功跨入政坛,刷遍全球知名大学的学历,可谓跌宕起伏。
初入报业 得心应手
1946年11月20日,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《东南日报》报社,说是外勤记者,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,翻译、编写国际新闻稿。一般查良镛都是晚上八点开始一天的工作,一边收听英语广播,一边将重要的关键词记下来,然后,凭着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。他的英语基础比较扎实,中文底子也过硬,记忆力又好,不仅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,而且得到同事和上司的好评。
查良镛在《东南日报》工作不到一年,时局发生重大变化,内战全面爆发,前方战场上炮火连天,只是战火还没有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宁、沪、杭。1947年10月6日,查良镛辞职离开《东南日报》。此时,上海《大公报》招聘电讯翻译,查良镛已应考并被录取了。同时,他因投稿关系被《时与潮》半月刊总编辑邓莲溪看中,故在正式进入《大公报》前,查良镛便在半月刊做兼职编辑。
结缘《大公报》
1947年10月底,查良镛迈进了《大公报》的大门。他在上海《大公报》是上夜班,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,而且可以在《时与潮》兼职。初入《大公报》的时光虽然辛苦,但一些有趣的译文也显示出查良镛的愉快。例如有一篇译文写道,有一张地方报纸对于当地的市议会深觉不满,于是发表了一篇社论,标题是:“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是流氓!”社会人士大哗,议会要求报纸更正。报纸答允更正,第二天社论的标题是:“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不是流氓!”
随着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,《大公报》被迫将阵地转移至香港,于1948年3月15日正式复刊。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,于是查良镛与父亲和女友商量后,3月30日赴港。虽说当时的香港跟上海比起来真是差好远,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,香港人坦诚直爽、重视信用、说话算数,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,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。而且,“生活安定,毫无涨价威胁”。
梦断京华 接触副刊
1950年,查良镛向《大公报》辞职,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,只身北上来到北京。然而,在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难下,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,于是返回香港,回到《大公报》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。
1950年6月25日,朝鲜战争爆发,香港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这些左派报纸“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,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,更是拒用外电”。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,为了及时报道战况,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“灰色”的晚报。10月5日,《大公报》分出部分人力创办《新晚报》。1952年,查良镛转入《新晚报》做副刊编辑。
查良镛常常动笔写作,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,为此起了“林欢”“姚馥兰”等笔名。他说,“姚馥兰”就是英文YourFriend(你的朋友)的谐音,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,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,冲淡一下。
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,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、戏剧的稿件,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,故除了阅读理论书,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。电影看多了,影评写多了,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。1953年,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《虎符》改编成电影剧本《绝代佳人》。
误打误撞 “金庸”出世
1954年,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,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,互不相让。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,《新晚报》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,销量见涨。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,他提议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接受教育。此事传到了《新晚报》“天方夜谭”栏目的编辑耳朵里,查良镛便被迫挑大梁报了个题:《书剑恩仇录》。
1955年2月8日,《书剑恩仇录》在《新晚报》的“天方夜谭”版开始连载,署名“金庸”,每天一段,直到1956年9月5日,共连载了574天。“镛”字拆成两半就是“金庸”,他自称“没有什么含意的”。金庸横空出世,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。
1955年末,《新晚报》还在连载《书剑恩仇录》,《香港商报》副刊编辑李沙威就力邀金庸为他们的“说月”版也写一部武侠小说,编辑的恳切态度使他难以推辞,就答应下来了。从1956年1月1日起,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《碧血剑》在《香港商报》连载。
“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,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,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,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……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,颇有发挥想象、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。”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还在《新晚报》做副刊编辑,当时只是为了完成总编辑交给他的一项任务,不料受到读者的大力欢迎,就一路写下来了。他始终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,写小说对于他从来都是一种副业。
之后,金庸从《新晚报》调回《大公报》,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,而是做《大公园》副刊编辑。从1947年起,金庸在《大公报》(包括《新晚报》)前后度过了十年,从上海到香港,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,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。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,《大公报》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,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。提携、教导过他的《大公报》前辈令他一生怀念。
短暂的电影生涯
1957年夏天起,内地形势骤变,反右运动呼啸而来,波及《大公报》。1957年冬天,他辞职离开《大公报》。
金庸离开《大公报》前,就编过《绝代佳人》《不要离开我》《兰花花》《欢喜冤家》等电影剧本,《绝代佳人》《兰花花》先后被长城电影公司拍成了电影,其中,《绝代佳人》在内地公映,1957年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荣誉奖,金庸也获得一枚编剧金奖章。故,金庸进入长城电影公司,由报纸编辑而电影编剧,伏笔早已埋下。
初入“长城”,他主要是写电影剧本,希望在电影圈中闯出一条路来。他在“长城”的月薪不过是二百八十元,但每写一个剧本,不管是否被采用,都可拿到三千元稿费,这个收入无疑是诱人的。金庸的剧本大都属于纯娱乐性质,喜剧化的成分较重,追求生活情趣,迎合普通市民的口味,缺乏深刻的内容,但他也为此花了无数的心思。让他兴奋的是,还有机会亲自导演。此时的他一面以“金庸”的笔名继续写武侠小说,一面用“林欢”的笔名编了不少剧本,如《小鸽子姑娘》《有女怀春》《三恋》《午夜琴声》等,有些没有拍成电影。
电影圈的这段日子是金庸漫长人生中的一支小插曲,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做过电影编剧,还做过导演。1979年11月16日,他在台湾访问,在导演白景瑞的公馆“小白屋”,电影界的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、影评人聚在一起,和他谈电影。白景瑞说自己与金庸相交十年,还不知道他当过导演的事,众人也纷纷说不知道。他回答:“你们都不知道,证明我搞电影完全失败。”
“长城”和《大公报》一样都是左派文化机构,强调思想意义,重视社会教育,对影片题材的限制较严,天性不喜欢受束缚的金庸在“长城”虽也有成绩,但社会反响远远无法与他业余创作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等相提并论。他工作了一段时期,未免感到失望,觉得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。他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,提高卖座率,在“长城”却很难实现,他的“资产阶级思想”还一度遭到批评。他编的好几个剧本都没有通过,使他对继续留在电影界失去了信心。1959年,金庸的电影生涯走到了尽头。
自立门户办《明报》
1959年,查良镛35岁。这是查良镛来香港的第11个年头。来港11年的发展,在查良镛的心目中未能评以高分,正在于他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窘况:想有所施展却总是难以尽情施展。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,他毅然决定自立门户,寻求真正的发展。查良镛选择了办报。
查良镛找来他的同乡、也是中学同学的沈宝新,邀他做合伙人。于是,查良镛出8万,沈宝新出2万,合而为共计10万元,双双投入了前途未卜的创业。1959年5月20日,《明报》正式创刊了。一在当天的发刊词中,查良镛表明了《明报》的立场:维护“公平与善良”。
其实,查良镛一开始办的不是《明报》。当时,查良镛邀了沈宝新一道创业。出于为销路的考虑,他最初只是想办一份名为《野马》的小说周刊,以武侠小说为主。也巧,当时沈宝新在一家印刷厂工作,地点就在《成报》附近,他看见《成报》每日出版,利润可观,就建议改周刊为日报。这一建议显然给了查良镛以办报的信心。于是,1959年3月登记的《野马》小说周刊在同年10月改以《明报》登记。
《明报》创办初期,条件艰苦,惨淡经营。 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,《明报》就会关门大吉;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,凭着他的武侠小说《神雕侠侣》和《倚天屠龙记》等,撑起《明报》大业,使《明报》得以苦苦维持下去。
逃亡潮里获新生
1962年5月,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的香港,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“逃亡潮”,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《明报》倾力倾情报道,评论“逃亡潮”,声名大噪,发行量倍增,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。
及时、详尽的报道,其实只是查良镛的一个招数。在此同时,他还使出另一个招数:让《明报》更直接介入“逃亡潮”这件大事之中。查良镛又在《明报》上发出启事,向社会各界征集资金和物资,救援大陆同胞。《明报》员工以身作则,先行捐款捐物,接着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。一个星期时间,《明报》就筹得18万港币和一大批物品。那几天,《明报》每天都辟出版面,刊载捐赠者名单和捐赠数额。《明报》成了一个小小的救援中心和救援联络站。这样一来,《明报》就在香港众多的报纸中脱颖而出,出尽风头,引起市民们的广泛关注,成为不少市民的一时之选。
1962年5月之前,《明报》每天的发行量只有一万几千份,但“5月逃亡潮”期间,发行量翻倍递增,每天销出4万份。《明报》开始名声大噪。步入1964年,《明报》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模,虽然还不能与几张大报相比,但已经在香港报界建立起独特的风格,尤其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地位甚高,其知名度和影响还开始波及到世界一些国家。而身兼《明报》社长、总编辑、主笔的查良镛,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报人和较高知名度的社评家,并开始活跃于海内外传媒界。
1965年底,查良镛创办了《明报月刊》。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、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往来筹划、创办的,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。从第一期起,《明报月刊》就展露出勃勃生机,它除了刊载海外学人寄来的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稿件外,还刊登大量关于中国政坛、政要的内幕长篇文章。所以,杂志一出版,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。
宣布封笔
查良镛写武侠小说,最初是为了赚钱,而后是为了支撑《明报》大业;到了60年代末期,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,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。于是,便有了政治寓言《笑傲江湖》,以及社会问题小说《鹿鼎记》。
《鹿鼎记》是在查良镛众多的武侠小说中,争议最多的一部。查良镛的新尝试成功与否,见仁见智,但有一点是公认的,那就是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。查良镛做出这样全新的尝试,是读者始料不到的;更使读者意想不到的是,当他们还在对《鹿鼎记》议论纷纷的时候,查良镛却在1972年底公开宣布封笔:“如果没有什么意外,《鹿鼎记》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。”
封笔之后,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。经过10年的修订,一套15种共36册《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终于出版完毕。
参加草委 跨入政坛
查良镛自创办《明报》起,一直坚持为《明报》撰写社评,写了20多年,论尽天下大事,但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、书生论政;而参加草委,则是真正的参政议政。1985年4月10日,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,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,负责起草基本法。同年6月,查良镛以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身份参加了草委会。这是他跨入政坛的起点。
查良镛在这次会议中表现非凡,尤其是向委员们表明他关于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试验不容许失败的理念赢得广泛认同,为他不久之后出任基本法政制小组负责人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。
1986年4月18日至22日,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,草委会成立了“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”、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”、“政治体制”、“经济”、“教育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化、体育和宗教”5个专题小组。查良镛被任命为“政治体制”小组负责人。这次会议,标志着基本法的制订工作进入了具体起草的新阶段;由查良镛一手策划的一场“政制风波”也即将刮起。
对于整个基本法,查良镛向来主张“不变”和“保守”;对于其中的政制内容,他也主张“保守”。政制小组一开始展开工作,查良镛就坚持他这个原则。查良镛提出“协调方案”,主要侧重于谈行政长官的产生,他主张“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”,但强调在提行政长官候选人的程序上要作严密周详的规定。
荣誉等身 老成高作
同年,查良镛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博士,后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名誉教授。1989年5月20日,亦即《明报》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,金庸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,并宣布卸任《明报》社长职务。1992年,查良镛将他的毕生心血《明报》集团卖给商人于品海,从此退出商界。已过花甲之年的查良镛想彻底安下心来。
此后的“查良镛”这一姓名开始见于国内外的知名大学。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,剑桥大学授予荣誉院士,浙江大学委任人文学院院长,华侨大学委任名誉教授,吉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,澳门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,台湾清华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,此外还有牛津大学、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、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等校荣誉院士,香港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公开大学、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,南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苏州大学等校名誉教授。其中,2010年9月,86岁高龄的查良镛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,以《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》的博士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“金庸”作为文化传播的标签也被广泛流传。北大中文系前主任、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严家炎教授就曾称赞金庸武侠小说创作是“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”,香港市政局颁授“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”,香港(及海外)文学艺术协会颁授“当代文豪金龙奖”,香港政府颁赠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,澳门新马路文化会馆开设金庸图书馆。此外还有,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,2009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,2010大本钟奖个人奖之终生成就奖等荣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