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。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,苏童用他如黄雀般的冷静,伺机捕捉每个微小的细节。在他的小说中有蝉被捕的宿命,有螳螂猎食的贪婪,有黄雀在后的不安与危机,有三者纠葛之中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。最终,《黄雀记》从252部作品中杀出重围,苏童摘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,正如他本人所言:“一切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记者:为什么想到用“黄雀”来做书名?
苏童:其实,这本书最初的书名是叫《小拉》——一种南京曾经流行的交谊舞,但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响亮。后来想到了用“黄雀”,我喜欢这个名字,哪怕它没有那么切题。黄雀既是危险,也可以是命运,许多危机都隐藏在黑暗之中,象征着故事中一环环的陷阱与圈套。
记者:读者习惯了您的香椿街系列,这条街有没有原型?
苏童:我出生在苏州,是在江南街头长大的孩子。我在写作时脑子里总会隐约浮现出一条街道,这条街就是以我小时候在苏州生活的那条街道为样本想象出来的。我又没法在小说中给它取个实名,就想到了用一棵树来代替。其实,小时候我并没有见过香椿树,想象中香椿树是一个比较丑陋的样子。很多年后,我见到了香椿树,发现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太多。我也记不清从哪篇小说开始使用香椿街,但慢慢它成了我小说中重要的地标。
记者:童年生活对您的作品有什么影响呢?
苏童:苏童就是苏州的童忠贵。小时候,我算是那种体弱多病的男孩。上世纪70年代的市井街头,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文化的,在那样的环境,你不能打架就意味着要被人欺负。很多人读出我作品中的暴力成分,那和我青少年时期受到外界的伤害不无关系。小说中可以虚构一切事物,但每个文字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你,带一点恐惧去看世界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晰。
记者:喜欢写小人物也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吗?
苏童:大学毕业以后来到南京,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住在一个底层的小区,身边全是下岗工人、拆迁户和回迁户。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觉得生活很自在,我记得门口就有一家邻居开的卤菜店,我经常穿着拖鞋跑去买盐水鸭。我不觉得我是知识分子,我自己的家庭背景也很普通,爸爸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。所以我对他们的生活很有亲近感,并不是居高临下地观察,我只是用自然、亲近的笔触去描写他们。很多邻居得知我是作家时都很诧异,还问“这小子也能写书?”
记者:大家认为您的另一个特点是独特的“女性视角”。作为一个男性作家,为何擅长写女性角色?
苏童:这一点也不奇怪,文学史上男性作家写女性是一门必修课,95%以上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创造。塑造《红楼梦》里宝钗、黛玉、凤姐的曹雪芹可不是女人,世界文学史中著名的包法利夫人、安娜·卡列尼娜都是男性作家写的。刻画好一个女性人物不是我的一个特点,而是一个作家必须做的。看了《妻妾成群》《碧奴》《妇女生活》后,有些人会说苏童很喜欢写女人,我听了也挺高兴,人物是男是女并不重要,是否深刻、是否丰满才是最重要的。
记者:有人概括您小说中的角色——男人都不是好东西,女人都没有好下场,也有人质疑您对女性有天然的歧视。
苏童:有人和我说过我笔下的男性角色都是一种类型,他们通常表面很崇高,内心却无比丑恶、贪婪、猥琐。我并没有刻意塑造反雄性的形象,只是当我确定核心塑造的是女人的时候,男性形象就要服从我写的故事情节,我不希望他们喧宾夺主。对于女性,我不认为自己特别了解。但是我不喜欢传统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楚楚可怜的女性形象,不认为女性应该是男权社会中受害的一方。也有人说我的作品其实仍然是男权视角,对女性带有贬损。对我来说,我只是在讲故事,我坚持把女性放在与男性同样的高度去思考她们的心灵世界。
记者:您的一些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,未来您会有更多作品走上银幕吗?怎么看待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关系?
苏童:上世纪90年代初,张艺谋让我到北京去谈谈,在蓟门饭店他给了我5000元,正常价格应该是2000元,当时我也没觉得他一定能拍成电影。《黄雀记》以后会拍成电影,张小波买了版权,高群书执导。我个人很感谢电影作品给自己带来关注,还有利益。但过多的在意会让文学作品走入一个误区,更多的作家会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的作品向电影靠拢。这点上我还是比较清醒的,文学作品能改成电影那自然是不错,要是不行那也没有关系。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没有定力去静心读一本严肃文学作品了,他们往往选择去看影像,当阅读不仅只有文字时,作家是不是要去迎合这个时代?我的想法是写小说本身就是件孤独的事情,一个作家如果决定写严肃文学,那他就要接受被时代孤立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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