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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父爱天空下,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__舒婷

      父爱天空下,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__舒婷

      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,女未大就已不中留,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到外公家将息,父亲终于畅所欲言,抱我在故宫路的深宅大院示威游行,口中念念有语:“女神,我的女神!”

      老哥是香火,小妹是尾仔,唯我掐头去尾,居中的孩子讨人嫌。父亲却最宠我。

      带我上街,大马路不走,非在沟沿蹦蹦跳跳;进植物园,大门不入,非要爬墙翻栏杆;别人的女儿乖乖地在树下捡落果,我却骑着一颤一颤的枝丫攀龙眼。去海边玩沙子,略一分神,我便溜走,在礁石上滑一跤,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,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,吓出一头汗水。

      那一年父亲作为右派补遗,胸戴大红花,空着双手,在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,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,一去就是八年。

      八年的时间,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谪贬为忍气吞声的囚徒,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挖煤,熬过铁丝网、岗哨、臭虫、“大跃进”和三年自然灾害,挣扎生存下来。而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少年。

      考中学之前,我在家附近的巷口,遇见一个皮肤黧黑、皱纹像刀刻的男人,他把一手帕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,说:“功课紧张,补补身体。”我推开他,逃回家,气急败坏地禀告外婆。外婆叹气道:“那是你爸爸,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。”

     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,梳得油光水滑,雪白西装,白皮鞋,风度翩翩的呀。怎么会这样?衣服旧也罢,头发枯槁也罢,偏偏内八字脚,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,白得刺眼而俗气,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。

      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,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,劳心劳力,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我一手拉妹妹,走向凤凰树夹阴的中山公园,远远先看见那双簌簌掉粉的白力士鞋,路标一样显眼,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。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唯一允许自己的奢侈,平时干苦力,他耷拉着一双破军鞋。

      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、发蜡,还有家庭和公职。他期满回家之前,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,已和父亲协议离婚。带哥哥一起住在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,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,不仅很快介绍了一份重体力劳动给他,一年后满街都是戴高帽的牛鬼蛇神,有政治污点的父亲每天如履薄冰,却侥幸逃过此劫。

      渴望合家破镜重圆,忍受心中痛苦的父亲,拉起载货板车。从火车站到渡口约5公里,拉一趟挣八毛钱,每天两趟,四个来回,可以得一块六,不算少。上午和下午点心都是豆浆四分加馒头三分,渡轮一毛钱,午餐半斤米饭两毛菜,这已去掉五毛二,还要扣去刮风下雨的损失。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。点心和午饭都是最低限度的体力补充,须知他每天拉数百斤重物,步行20公里,又有多年胃病史。现在父亲的算盘拨来拨去虽然只有两位数,要在小数点后面节省零头,仍须发挥聪明才智哩。偶尔空车返回时,有人搬家求载个家具什么的,就有非法的额外收入。三五毛钱罢,虽然最多只有两块钱,已是天上掉下肉包子,父亲便大大破费买半斤红糖饼干,泡一杯茶末,怡然自得地给自己压惊。

      一分钱磨盘大的父亲,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中年教师,拎件半新的绒衣向路人求抵押九块钱,说丢了火车票,急于回老家探母病。父亲拍出十块钱,用清秀的隶书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,说:“钱借你,方便时还我,这也是血汗钱。穿上衣服吧,天冷。”那人不久即把钱邮来,同时还有一包裹,是上品红菰和笋干。

      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,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。

      父亲经常载货的木材公司看中父亲一手好算盘,请他当仓管员,正式评了个二级工。重操财政旧业的父亲虽不必再马拉松竞走,但要清点原木和各种型号的模板,劳动仍然繁重。他说服我们姐妹俩暑假里到他工作的露天堆场去帮忙,拾捡遍地的碎木块。不一会儿,我们的手指扎了刺,头发上脸蛋上沾满汗水和锯木屑,我因为捉一只绿色大蚂蚱,袖子扯裂了,飘飘扬扬,翅膀一样。父亲脸上一直喜气洋洋。他犒赏我们六分钱一碗花生浆和八分钱的大肉包。父亲那样骄傲地介绍我们给他工友,兴致勃勃带我们参观肮脏不堪的综合办公室,在他的糙木写字台上有我们的全家福。父亲看我们狼吞虎咽时不觉咂着嘴,是那样的满足。

      我似乎没有从父亲的精心策划中得到什么社会实践教育,但很可能从这一天起,我们完全认同了父亲。

      上山下乡运动的铁扫帚把我们兄妹全赶到上杭山区。轮到父亲源源不断地寄包裹。有次父亲寄了个15公斤重的木条箱,几个男孩拿扁挑翻山去公社扛回来。我照例把包裹往厨房大柜一扔,轮到谁烧饭,谁就伸手掏去。几天后接父亲信,说包裹里不但有三个梨还有月饼,方晓得不知不觉已过了中秋。赶快把包裹倒出来,梨流着黑水,月饼尚有希望,活学活用父亲当年烤蛋糕的经验,六个同伴围在大锅边煎月饼。月饼和鼻子都有点酸,每个人很仔细地把饼屑送进嘴里。

      插队期间我开始写诗。写过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,只记得其中几句:

      哥哥吹笛子__爸爸爱喝茶__葡萄棚下妈妈养鸡鸭。

      多年以后父亲还念叨,说这是我最好的诗,可惜丢了,没有发表。

      我进了工厂当炉前工,高温,重体力,三班倒,十分辛苦。一边失眠发烧一边夜夜读书写作,人瘦得只有42公斤。我临街的八角房开始有文学青年来往,高谈阔论弄得路人皆知。父亲和我开诚布公,要我烧掉诗稿,说我写那样的诗非常危险。我年轻气盛,拧着脖子,“你就当没有我这女儿好了。不是还有哥哥妹妹吗?”父亲亲身体会过反右、四清、“文革”历次运动,深知文字狱的厉害。他叹息着走开去,“你以为出了事,我和你哥哥妹妹还能安然无恙吗?”

      劝阻无望,父亲只好接受,而且全力支持。为了加强营养,不惜把他和我的伙食分出来另过(妹妹工作在福州)。菜炒好了,父亲在我窗外逡巡,等我放下笔再叫吃饭。我唯一的家务是洗自己的衣服,连被子都是父亲戴上老花眼镜缝的。可以说当闺女时,我好像连厨房都很少进去。

      嫁人时我已是专业作家,公公婆婆丈夫儿子,现代都市里可算大家庭了。买菜做饭带孩子,还有自虐式又洗又涮的洁癖,每天蓬头垢脸心浮气躁,何来诗情画意?常有来友夸我而今做得一手好菜,有乃父之风。父亲心里难过,背地说我丈夫:“我养一个诗人女儿,你家得一管家媳妇。从前为了让她专心工作,连茶都要我替她沏好的。”

      右派平反,父亲即办了退休手续,虽然未 补 发20年工资,但他原先的工资级别就很高,随着厦门经济发展,他的退休金水涨船高,日子一天天滋润起来。

      “可惜你母亲不能起死回生!”父亲遗憾着。

      我也曾试着劝父亲寻个老伴,他都摇头。我们未成家时,他怕委屈我们;儿女们分巢而居,他又担心家里有了不相干的人,我们有陌生感不愿回娘家。

      热爱生活(现在流行说法是重视生活质量)的父亲一旦手头宽绰,首先发扬光大的是他的美食天性。祖传的春卷、韭菜合、红焖猪蹄、蟹粥鱼糜凤尾虾,一一真材实料精工细作起来;又“克隆”人家酒宴名肴,朋友饭桌偷艺,篡改旅行中见习的南北风味;甚至手持一部古龙的武侠小说,依样画葫芦仿真一品“翡翠鸡”。每个周末召集儿孙们回去品尝,在我们中间掀起烹饪比学赶帮超。

      他以武侠小说为指南,独自访遍名山胜水。身上背的照相机不断更新换代,拍扬眉吐气的自己,拍躲着镜头的孩子们,还主动拍亲戚朋友们,花钱冲洗后挨家挨户去分发。

      父亲很以诗书传家为骄傲,几件书画精品,父亲临终交给我,说唯此留我纪念。现挂在我的客厅,朝夕相伴。父亲劝我焚稿时,他自己其实手痒,写了不少格律诗。晚年他自号箴斋老人,辑诗成册,题《箴斋诗笺》,为访客问友必备礼品之一。有段时间他忙于参加“中华诗词学会”,在海内外发表诗词,入选这里那里的选本。父亲自有一帮文朋诗友。我有时回娘家,见三四青年,团团围坐,听父亲引经据典传授诗词格律。

      有次文章写一半,挂电话问父亲,“及笄之年”是几岁,父亲回答了。电话放下10分钟,父亲抱着大《辞海》来我家,再跟我说“弱冠”,说“而立”,顺便摇头说我“家学不足”。

      我很是惭愧,父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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