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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穷人的专利权

      对我来说,写一些文章来发表是很难的事。想想看,一个每天工作在十二或十四个小时以上的工人 (一年中只有圣诞节、复活节和几个星期一可以休息),不用细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!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提起笔来,因为我希望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记录下来,如果有什么疏漏之处,就请多见谅吧。

      我是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出生的,但是在学完了手艺后,就进了伯明翰的一家工场 (也就是你们说的工厂)干活。我学手艺的地方离我的出生地但脱福特很近,我学的是打铁,我叫约翰,因为我的头发稀少,所以从我十九岁的时候开始,大家就都叫我“老约翰”了。而如今我已经五十六岁了,我的头发和十九岁的时候比起来,好像既没有增多,也没有减少,所以想让我在这件事上讲点新动向是不可能的。

      到明年也月份,我结婚就整整有三十五周年了。我结婚的那天恰好是愚人节,所以人们总是拿我的喜事开玩笑。那天可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,我的好老婆就在那一夭属于我了。

      在我们生过的十个孩子中,有六个活下来了。我最大的儿子在一艘名叫“曼佐·纪奥诺号”的客轮上做机师,这艘船往返于那不靳斯和马赛之间,途中在热那亚、莱格亨和西维太·范切埃停泊。我的大儿子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小东西,他是个有手艺的人,可是他从没从这些东西上获得一丝一毫的收益。我的另外两个儿子,一个在悉尼,一个在新威尔士,他们都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,上次来信时还都没有结婚呢。还有一个儿子,就是詹姆士,他总是有些不正常的念头,竟然去印度当兵了,还在打仗时中了一枪,有一颗子弹打进肩脚骨里,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,这些都是他在信中说的。其实他是几个儿子里相貌最英俊的。我的一个女儿玛丽生活得称心如意,偏偏患了一种胸部积水的玻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被丈夫遗弃了,他真是太无耻了,现在她带着三个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。我自己最小的孩子,今年只有六岁,不过已经开始喜欢机械方面的东西了。

      从始至终,我都不属于宪章派。的确现在有很多社会弊端,让人们愤愤不平,但是我看宪章派的主张对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帮助。如果我觉得有帮助的话,那我就是宪章派了。既然我的想法和宪章派的主张不同,那么我就不可能是宪章派。平时我看报纸,也去伯明翰的被我们叫做“会潮的地方去听他们争论,因此,宪章派的很多人我都认识。但是,我要提醒大家的是,他们没有一个人同意使用武力来纠正弊端。

      我自己一直都喜欢在发明创造上下功夫,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辞(我必须把脑子里涌现出来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,否则就无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)。以前我发明了一种螺丝,总共赚了二十磅,现在我还在用这笔钱。我一直都在进行发明创造,差不多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怎么中断过。这个发明我已经完成了,就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的时候。在我做完之后,我把妻子叫进来看。当她和我站在完成了的机器模型旁边时,我看见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模型上。

      我的一个朋友威廉·布彻是个并不激进的宪章派。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、出色的演说家。他经常说,像我们这样的工人走到哪里都要吃亏,那是因为有那些以搜刮百姓为生计的政府部门,因为我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各种法令,而且还要向政府部门上缴各种名目的不合理的费用来供养他们。“是的,”威廉·布彻说,“所有的公民都要负担这些,但是负担得最多的是工人,因为工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,正因为如此,当工人们提出改革的要求,追求平等和公正的时候,如果有人从中阻挠,那真是无以复加的不公平。”以上都是我记下来的威廉·布彻的话。

      他在发表演讲时就是这样说的。

      好了,现在让我再来谈一谈我的机器模型。我完成它是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,有将近一年时间了。这个模型几乎用光了我所有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。有时碰上倒霉事,我女儿夏洛蒂的孩子生病,也可能更糟糕,两种情况都让我碰上了,我就只好暂时放弃模型,往往几个月都不能接着干下去。为了进一步完善它,我还会整个把它都拆卸掉,然后再重新装上,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做了无数次,最终做出了现在这个完整的模型。

      圣诞节那天,我和威廉·布彻好好地谈了一次这个新发明的机器模型。他这个人很有头脑,但是也有一些古怪的脾气。他问我:“约翰,你用它来干什么呢?”我回答说:“我想得到一个专利。”威廉说:“具体怎么做呢?”我说:“去申请一个呀。”这时威廉告诉我,关于专利的法律条文都是些害人不浅的东西。他说:“约翰如果你在公开了自己的发明之后才获得专利,那么你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成果就很容易被人窃取,到时候你可就陷人困境了。不管是你心甘情愿地赔些钱,先邀请一些能够负担专利申请的巨额花费的合伙人。还是四处碰钉子,让别人牵着鼻子走,在几批合伙人中间奔走,展示你发明的模型,和他们商量价钱。结果都一样,很可能你的发明会落到别人手里。”我说:“你的想法不合情理,威廉·布彻。有时候你就是这样。”他说:“不是我不合情理,约翰,让我对你讲一讲这种事的真相。”接下来他就跟我详细地解释了一番。我告诉威廉·布彻,我想亲自去申请一个专利。

      我的妻舅乔治·贝雷,住在西布罗密奇 (他很不幸,他因为妻子酗酒而破产了,被关进伯明翰监狱多达十七次,后来在里面病死了,才算了结),他在死前留给我妻子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的股票。这笔钱我和妻子一直都没有动过。大家想想,我们都有衰老得不能再工作的一天。所以,我和妻子打算靠这个发明申请一个专利,而且我们甚至考虑过用那笔钱去申请。为此,威廉·布彻替我给伦敦的汤姆斯·乔哀写了一封信。这人是一个木匠,身高有六英尺四英寸,最擅长玩抛绳圈的游戏。他住在伦敦契尔西一座教堂的旁边。我事先向工场里请了假,这样我回来以后好继续干活。干活的技术很不错。我不反对喝酒,但是我从来不喝醉。圣诞节的假期一过,我就坐着“四等车”去伦敦,在汤姆斯·乔哀那儿,我租了一间房子,租期是一个礼拜。他结过婚,有一个儿子,是个水手。

      汤姆斯·乔哀告诉我 (据说是从书上看的),申请专利首先要写一份申请书,递交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。这和威廉·布彻的说法一样,威廉还替我打了草稿。要知道,威廉的笔头是很利索的。还有申请书后面要附上一份陈述书,那是给大法官的,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。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,在离司法院法官楼不远的桑扫普顿大楼里,我找到了一位推事,向他递交了陈述书,还付了十八便士。他让我把陈述书和申请书送到白厅的内务部去,然后把东西放在那里等待内务大臣签字,并又交了两镑两先令六便士。大臣在六天以后才签完字。又要求送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,在那里打一份调查报告。我在办这件事的时候又交付了四镑四先令。而且,大家看看,在这些过程中我遇到的人都非常粗鲁无礼,即使在收钱的时候,也没有表示丝毫的谢意。

      我已经把汤姆斯·乔哀的房子的租期后延了一个星期,现在已经过去五天了。首席检查官写好了一份例行的调查报告 (我的发明已经顺利通过,没有遇到阻挠,我动身前,威廉·布彻就是这样预料的),然后叫我把这份报告递交给内务部。内务部接到后,以它为依据做了个复本,也就是所谓的执照。获得执照的同时,我又缴纳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。还要把执照送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签署,在女王签字之后又发了回来。随后还要经内务大臣签字。我又去了内务部,那里有一位先生把执照丢到我面前,说:“现在你带着执照去专利局,在林肯旅社。”这时我在汤姆斯·乔哀那儿都住了两个多星期了,我必须省吃俭用来支付这些开支。说实话,我自己的决心都有些动摇了。

      到了林肯旅社,专利局的人又做了一份叫“女王法令草案”的文件,还有一份“法令提要”,同时我又付出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的代价。

      随后,专利局“准备两份正式的法令文本,分别送交印章局和掌玺大臣衙门”。这样我又交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,另外还附加三镑的印花税。

      准备递交上去签字的女王法令是由专利局的抄写员抄写的,我付给他一镑一先令,外加一镑十先令的印花税。下一步是把女王法令送到首席检察官那里去签字。这次的代价是五镑多。接着又要送到内务大臣那里。

      再由内务大臣递交给女王,女王再签署一次。同时我要支付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的费用。到目前为止,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我差不多要一文不名了,我的耐性也几乎被消耗光了。

      关于我的这些经历,汤姆斯·乔哀全都如实地告诉了威廉·布彻。又被威廉通过演讲传播到了伯朋翰的三个“会潮,接着其他“会潮也都知道了。甚至后来北英格兰所有的工场也都知道了这件事。告诉大家,在一次“会潮的演讲中,威廉·布彻说,申请专利的过程就是使一个人成为宪章派的捷径。

      但是,我还是没有那么做。我又把女王的法令送到印章局去,它位于滨河大道的桑莫塞特公馆,印花商店也在那儿,在印章局,我等到一份书记交给我的“印章局法令”,“专供掌玺大臣签署”,为此我又交给他四镑七先令。书记还准备了一份“掌玺大臣法令”,“专供大法官签署”,代价是四镑两先令。随后“掌玺大臣法令”交给了办理专利的书记,由他抄写,这样我又支付了五镑七先令八便士的费用。并且我又交了一笔三十镑的印花锐。还有九镑零七便士的“专利制箱费”。要告诉大家的是,如果让汤姆斯·乔哀做一个同样的箱子,他只收取十八便士的费用。然后我又交了“大法官财政协助费”,这是两镑两先令。随后交的是“书记文件夹保管费”,七镑十三先令。然后我又支付了十先令的“书记文件夹保管协助费”。另外,又向大法官缴纳了一镑十一朱令六便士。最后交的是“掌玺大臣协助费”和“火漆封烫协助费”,共十先令六便士。到此为止,我在汤姆斯·乔哀那儿住了整整六个星期。在这项发明畅通无阻地获得专利的过程中,我支付的费用总共有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。而且这只是国内的专利权。我必须再缴纳三百镑才能把发明带到国外去。

      众所周知,我年轻的时候,教育的质量可不高,就算是接受了点教育,也是太微不足道了。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。是的,我也这么看。尽管威廉·布彻比我年轻了二十岁,但是他的知识简直够我学习一百年。要是去申请专利的是威廉·布彻,他也被人像踢皮球一样,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,我敢说他是一定不会这么忍气吞声的。要知道,他的脾气有时是很暴躁的,那些文书、搬运工和邮差多少都会有些脾气暴躁。

      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告诉大家,申请专利所碰到的情况让我对生活感到沮丧。可是,我想说,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本来是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,为什么把发明者弄得像一个罪犯呢?如果一个人总是四处碰壁,那么他对现实还会有其他想法吗?是的,每一个申请专利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。想想要缴纳的费用,已经花了这么多钱,可是还什么事都没做呢,·这多可恶呀。如果我是个才智非凡的人,这种情况就更糟糕了 (谢天谢地,毕竟我的发明已经被痛快地接纳了,在实际中发挥了不错的作用)。说起来花的钱很多,加在一起恰好是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,是的,是这些。

      说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官员,我感到威廉·布彻的话是不容置疑的。

      那些什么内务大臣、首席检察官、抄写书记、大法官、掌玺大臣、专利办理书记、大法官财务助理、主管文件夹书记、掌玺助理、主管文件夹书记助理、火漆封烫助理,每个要在英国申请专利的人都必须和这些官员打交道,即使他要申请专利的不过是个铁箍或者是一根橡皮筋,也必须这样。而且有的部门还要反复地进进出出。在申请的时候,我办的手续就有三十六道。这些手续从递交给女王开始,一直到交付“火漆封烫协助费”为止。说实话,这个火漆封烫助理到底是一个人,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,我真是有点好奇。

      这些都是我想要和大家说的话,我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了。

      但愿我把自己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。我说的不是文字 (我没这方面的才能),我指的是其中的意思。在最后,我要说的是汤姆斯·乔哀。在我离开伦敦的时候,他对我说:“约翰,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的确是公正无私的,就像它标榜的那样,那么你就去伦敦,你可以花半个五先令的银币,为你的发明做出一份细致准确的说明图示,有了这份图示就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专利了。”

      现在,我非常同意汤姆斯·乔哀的说法,我也这么认为。威廉·布彻说:“那种‘文件夹主管’,‘火漆封烫主管’,纯粹是些败坏国家的混蛋,必须得把这些职位取消。”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。

      ——狄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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